1、全球共识维度：全球碳中和共识下，碳交易市场发展或迎来共振伴随“碳中和”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进一步调整全球能源使用 结构，用技术变革及创新换取全球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成为各个经济主 体后续碳减排政策的重心。从国外经验看，碳金融市场已经成功实现了 对碳排放这一类环境成本的科学量化和市场化定价，并为其提供了流转、 估值和变现的便捷渠道将其所对应的风险成本或潜在收益转化成了企业 的财务绩效，成为绿色金融体系中率先实现落地生根的环节。展望未来， 全球碳中和共识下，碳交易市场发展或迎来共振，中国碳交易及碳减排 的市场定价或是碳中和实现基础。2、宏观经济维度：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高，国内能源结构进入“新旧 转换”的周期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数据，我国 GDP 占全球比重达到 17% 左右，能耗约占全球 24.27%，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 28.76%，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我国拥有全球 19%左右比 重的人口创造全球 17%的 GDP，但排碳强度属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 年实现碳达峰的任务较为艰巨。这或进一步倒逼未来 9 年居民部门的生 活方式及企业部门的生产方式面临较大的“变革”。伴随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与使用的倡导，2014-2019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已经出现连续下滑，我国能源利用效率逐年增长。我们认为， 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成为 2030 年碳达峰前的增量能源需求 的主要来源，2030-60 年能源结构进入“新旧转换”的三十年周期。3、国内政策维度：碳约束下的减排成为我国政策发力的重点碳中和的清晰路径下，政策执行力度加码。根据政策及各部位释放的信
息，我国推行“碳中和”的政策节奏可以总体归结为：2030 年碳达峰前大力发展例如智能电网，特高压等新能源建设运输技术
以满足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技术发展，同时压缩高能耗高排放例如石 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上游原材料产能，引导终端用能部门消耗模式整改， 于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30 年~2060 年着手进行光伏、风电以及核能等新能源对石油、煤炭等
传统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能源的全方面替代，完成对碳捕集技术 （CCUS）的突破，结合自然碳汇循环、完善对非新能源的回收和循环、
来实现社会电力供给部门的整体脱碳，彻底重塑能源结构，实现碳净零 排放。4、资源可控维度：国内大循环格局下，清洁能源发力或缓解能源依赖现状从资源可控的角度看，我国石油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72%、 41%，但光伏、风电装机规模全球领先，长远角度看，或依托清洁能源 发展实现供给端的资源可控。 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发电量已达到 7.5 万亿千瓦时，较 2012 年相比 同比分别增长 75%、50%。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披露数据，目前水电、风
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2019 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 也以 6593 万千瓦的惊人数据稳居世界第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更是早已
达到全球第一。我国已具备良好的清洁能源发展基础，为实现资源可控， 未来将会致力于传统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新能源的进一步研发。5、碳中和技术路径：以 2030 年为分水岭，“新旧”能源替代加速根据碳达峰及碳中和所实现的技术路径，我们分三个时间维度展望“新 旧”能源替代的节奏： 1) 从短期来看，为顺利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目标，必须致力于清洁能源 的运输优化以及储备技术突破，为后期清洁能源的全面推行筑牢基 础。2)
从中期来看，整体能源结构的重塑和碳捕捉技术的升级成为必须完 成的任务。在碳达峰目标完成后，随着新型清洁能源的建设、运输
成本平价，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能源将逐渐被整体替代。3) 从长期来看，能源结构重塑完成和碳捕集技术的成熟将逐步实现我 国的碳负排放，至 2060
年碳中和目标的完成，此时资源循环再利用 成为保持碳中和、达到气候中性的主题。6、财政与金融：利用财政与金融手段共同支持碳中和经济 公共财政支出之外，谁来支付碳中和经济的资金缺口？未来
30 年，碳中 和领域投资规模预计超 138 万亿，财政支出规模或仅占15.94%，碳金
融、绿色金融是为碳中和经济的资金缺口买单的主要方式。探索碳期货 等衍生产品和业务，设立碳市场有关的基金，在资本市场上及信贷支持
上，或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践行 ESG 的投资理念，发挥龙头企业的环境治 理作用。从产权明确的经济学
原理角度，碳金融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定价。碳定价主要 包括碳税（Carbon Tax）和碳排放权交易（ETS）两种形式。碳定价权
博弈将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伴随碳定价水平及 市场化的完善，排放权交易会让重污染地区或者高耗能、高碳排企业承
担应有的社会治理成本，倒逼中国高碳产业调整。需要建立完整的配套 政策，在全球碳中和的进程中争取碳排放的市场定价权。7、碳中和政策破局下，传统能源行业的变革与新能源行业的机遇1）化工：化工全面低碳革新，石油煤炭供应减量，新材料或受益
2）钢铁：低质钢材全面减产，优质环保钢铁企业盈利抬升 3）煤炭：短期煤炭能源核心地位无法动摇，行业集中度或进一步提高 4）光伏：2021年光伏进入平价阶段，光伏龙头率先受益 5）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拓宽新能源应用场景全球共识维度：全球碳中和共识下，碳交易市场发展或迎来共振
2015
年 12 月 12 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正式举行，大会上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应针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措施，重视各国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并通过《巴黎协定》。该协议旨在安排 2020 年后各国政府应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长期目标为限制全球平均气温
的上升幅度，即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其上升幅度必须在 2 摄氏度以内 并争取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2016 年 4 月 22 日，175
位国家领导人共 同签署该协定，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共振目标。《巴黎协定》后，各国针对《巴黎协定》提出了符合自身情况的减排目
标。摘取部分重要经济体的具体政策如下：1.1 国外经验：碳金融市场已实现对碳排放环境成本科学量化和市场化定价根据世界银行
2005 年以来每年出版的《全球碳市场现状与趋势》报告， 1998 年至 2004 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量从 1900 万吨增长到了 1.2
亿吨， 2005 年包括碳配额和项目减排量在内的交易量则一举突破了 7 亿吨， 交易总额超过了108 亿美元，其中碳配额交易量3.29
亿吨，交易额82.8 亿美元。在随后数年间，国际碳市场在经济景气的推动下量价齐升，碳 配额交易额 4 年间从 82 亿美元猛增到 1263
亿美元，年均增长1.48 倍， 碳市场也因此曾一度被认为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上头号大宗商品市场。从国外经验看，碳金融市场已经成功实现了对碳排放这一类环境成本的
科学量化和市场化定价，并为其提供了流转、估值和变现的便捷渠道将 其所对应的风险成本或潜在收益转化成了企业的财务绩效，成为绿色金
融体系中率先实现落地生根的环节。1998 年至 2015 年全球碳金融市场 的交易量抬升后又有所放缓，我们预计，中国参与至碳中和阵营中后，全球碳中和共识下，碳交易市场发展或迎来共振，碳金融市场规模或再次攀升。
1.2 展望未来，中国碳交易及碳减排的市场定价或是碳中和实现基础我们认为，欧盟作为最先关注碳发展的经济体，它的碳发展路径值得我
们参考。欧盟以制定的碳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总量设定、配额分配、 MRV（监测、报告、核查）等标准和规则的统一性，并逐步修订完善，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欧盟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阶段性政策，逐步提升高碳排放的企业管理范围、设立阶梯式目标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提升可再生能源能效，并预计 2050 年实现完全碳中和。欧洲碳市场(EU
ETS)启动于 2005 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欧洲碳市场包括电力、工业以及航空部门的 11000 多个排放设施， 2020
年排放量约 13 亿吨，交易量达 80 亿吨，占 2020 年全球碳市场交 易总额 2290 亿欧元的九成。展望未来，中国碳交易及碳减排的市场定 价或是碳中和实现基础。宏观经济维度：国内能源结构进入“新旧转换”的周期
在经济学角度，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
负外部性问题一直影响着全球经济，依靠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之上的 生产方式带来的影响没有私人部门“买单”，而一直是公共部门承接这种
负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伴随“碳中和”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进 一步调整全球能源使用结构，用技术变革及创新换取全球经济长远可持
续发展成为各个经济主体后续碳减排政策的重心。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来说，政府需要对负外部性进行校正，把环境 成本内部化到排放主体的成本结构中：1）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碳交易市场，用市场化 的手段使成本最小化从而将社会排碳成本降到最低。2）在金融支持的基础上，在传统金融活动基础上更强调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发展碳金融等绿色金融，激励绿色投资、抑 制污染性投资，注重财务绩效的同时也注重环境绩效。3）在资本市场上及信贷支持上，把研究和推广 ESG（环境、社会、治 理）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引导和践行 ESG 的投 资理念，发挥龙头企业的环境治理担当。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数据，我国 GDP 占全球比重达到 17%左右，能耗约占全球 24.27%，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 28.76%，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
望:2015 年修订版》预测，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趋势， 人口总量将从 2015 年的 73 亿上升到 2030 年的 85
亿，2050 年接近 100 亿。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我国拥有全球 19%左右比 重的人口创造全球 17%的
GDP，但排碳强度属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 年实现碳达峰的任务较为艰巨。这或进一步倒逼未来 9 年居民部门的生
活方式及企业部门的生产方式面临较大的“变革”。实际上，伴随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与使用的倡导，2014-2019 年我 国单位 GDP 能耗已经出现连续下滑，我国能源利用效率逐年增长。2019 年，我国每万元 GDP 消费 0.49 吨标准煤，较 2018 年下降 4.84%。清 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就增长至 23.4%，但传统的煤炭、石油占比 分别为 57.7%、18.9%，仍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耗来源。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碳排放格局中，能源活动，即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 化石燃料开采时的温室气体排碳占比为 85.4%；工业过程，即工业生产 加工中产生的温室企业排碳比重为 15.4%；此外，农林业生产活动的绿 植吸收对排碳贡献为-0.8%。因此，降低传统能源使用替代为清洁能源、 发展碳捕捉及碳汇（碳吸收）成为未来完成碳中和的必经之路。 清华大学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根据实现《巴黎协定》
下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 2℃并努力控制 1.5℃以下目标下的减排路径做 出测算，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 1.5℃目标导向
下的减排路径。即：在能源结构转变中，到 2050年能源总需求 50 亿 tce， 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 85%，非化石电力在总电量中比例超过
90%，煤炭 比例将在 5%以下。终端消费部门加强以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直接燃烧利 用，一次能源用于发电的比重由目前 45%提升到 2050 年约
85%，电力 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由当前 25%提升到约 68%。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碳排放格局中，能源活动，即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
化石燃料开采时的温室气体排碳占比为 85.4%；工业过程，即工业生产 加工中产生的温室企业排碳比重为 15.4%；此外，农林业生产活动的绿
植吸收对排碳贡献为-0.8%。我们认为，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成为 2030 年碳达峰前的增 量能源需求的主要来源，2030-60 年能源结构进入“新旧转换”的三十 年周期。从行业影响来说，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钢铁、水泥、交通等
行业。在 2030 年碳达峰目标约束下（203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2005下降60-65%），据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估算，2020—2030 年能源系统累计排放空间总量为 1160 亿~1200
亿吨，各行业直接 CO2 排放比例为：电力热力 42%、工业 37%、交通 13%、建筑 8%。
国内政策维度：碳约束下的减排成为我国政策发力的重点
目前我国关于实现碳达峰的政策之一是碳约束下的强化节能减排，就目 前为止我国多地已经出台相关公告严禁新增高能耗产能，同时也多次强 调目前的节能减排重心应在压低例如石油、煤炭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的 能源消耗上；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在于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对新型能源投资建设。例如 光伏、风电以及核能的发展进行资金注入，利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做杠杆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加快新型清洁能源平价化，降低建设成本，减少运 输消耗。“十四五”期间，碳约束下的减排成为未来政策发力的重点。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央行、工信部以及能源部等多个部门在 4 个月时
间内紧急出台关于实现“碳中和”的相关行动政策，各个部门都详细规 划了本部门就目前强化节能减排效果的相对应措施和目标，生态环境部
着重于低碳技术开发和项目投资，而工信部则致力于压缩粗钢产量，央 行专注于绿色金融的持续推行。例如 2021 年 3 月，唐山作为全国钢铁
重点基地就已经积极推出关停当地多个大型钢铁高炉的政策，并于本月 关停高达 7 座大型炼钢炉，同时各地关于电解铝、烧碱、等高耗能产业
的监管和限制措施或加速推进。我们认为，碳中和的政策实施力度在十 四五会议后快速加码，碳约束下的减排成为未来政策发力的重点。碳中和的清晰路径下，政策执行力度加码。根据政策及各部位释放的信 息，我国推行“碳中和”的政策节奏可以总体归结为：2030
年碳达峰前大力发展例如智能电网，特高压等新能源建设运输技术 以满足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技术发展，同时压缩高能耗高排放例如石
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上游原材料产能，提高传统能源电化成本以逐步减 少传统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比重，引导终端用能部门消耗模式整改， 于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30
年~2060 年着手进行光伏、风电以及核能等新能源对石油、煤炭等 传统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能源的全方面替代，完成对碳捕集技术（CCUS）
的突破，结合自然碳汇循环、完善对非新能源的回收和循环、来实现社 会电力供给部门的整体脱碳，彻底重塑能源结构，实现碳净零排放。资源可控维度：国内大循环格局下，清洁能源发力或缓解能源依赖现状
从资源可控的角度看，我国石油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72%、 41%，但光伏、风电装机规模全球领先，长远角度看，或依托清洁能源 发展实现供给端的资源可控。从进口细分数据看，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进口量占整体进口量的13.28%，
仅次于芯片等关键技术部件，矿产占比达到 9%。作为我国制造业的“血 液”，近年来，我国这两项进口的需求和对外依存度呈增加趋势：2019
年，原油进口达 5.1 亿吨，增长 9.5%，对外依存度升至 72.45%，天然 气进口 9656 万吨，增长 6.9%，对外依存度为
44%，油气主要进口国为 美俄、沙特等中东国家。根据 IRENA 数据，2019 年中国陆上风电、太 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34%、35%、27%，碳中和目标路径下，新旧能源结构的转变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内大循环下的 供给侧的上游资源可控。
从国内能源生产格局来看，我国能源生产体系已形成稳定的能源多轮驱
动体系，包括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根据世界能 源统计数据，以 2019 数据为例，中国大陆一次能源能耗量高达 141.7
百亿亿焦耳，占比全球总能耗约 24%，亚太地区 55%。同年中国二氧化 碳排放量达到了 9825.8 百万吨，占比全球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9%。目前煤炭仍作为我国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2012-2020 中国原煤年产量在 34.1
亿-39.7 亿吨 之间浮动。因此，改善煤炭大量和低效地使用将成为降低能耗与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重要一步，煤炭行业的碳中和落实至关重要。另一方面，2015-2019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持续增长并在 2019 年创下 50572 万吨进口量的历史新高。2018-2019 中国石油进口金额已超过 2400
亿美元。相反，我国原油出口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持续下降走势。2019 年中国石油出口量为 81 万吨，累计下降 69.2 %。中国目前仍处于过度依赖石油进口的阶段，石油定价权不在中国，而市
场对石油的需求弹性基本呈刚性，加上目前国际原油市场基本为寡头垄 断，中国必须承担石油价格波动。因此，传统重工业未来必须要推进安
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煤炭开采业，以清洁高效的原则发展火电，提升天 然气的生产能力以及摆脱石油依赖。能源发展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变有利于能源高效利用化、清洁化、可持续 发展化，新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会是能源格局长期演变下的必然趋势。 我国在清洁能源的开发技术和建设规模上均具有国际竞争力。电力供应
能力近几年稳定上升，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截至 2019 年年 底，全国发电量已达到 7.5 万亿千瓦时，较 2012
年相比同比分别增长 75%、50%。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披露数据，目前水电、风电、光伏发电 累计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2019
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也以 6593 万 千瓦的惊人数据稳居世界第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更是早已达到全球第
一。清洁能源成本也持续降低，如光伏单位装机成本，截至 2021 年已 下降至 3.1 元每瓦。能源的低碳化、清洁化、高效化是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追求。而目前的中国已具备良好的清洁能源发展 基础，为实现资源可控，未来将会致力于传统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新能 源的进一步研发。
发布时间：202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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